论坛|长三角文学:寻找异同
12月12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长江论坛”在南京召开。本次论坛的主题是“当代文学整体下的区域文学发展”，也是“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的重要活动之一。江浙皖沪学者畅谈“当代文学的总体性与差异性”、“长江文化、大运河文化与区域文学发展”、“文学批评：世界、中国与本土”、“文学工业时代的文学发展与前景”等话题。
12月12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第五届“中国当代文学长江论坛”在南京召开。全文由主办方提供
谈地域性差异，方言不容忽视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在分析当代文学的地域差异时认为，方言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思维角度：每个作家的母语都是家乡话，但即使是不会说普通话的作家，今天也必须用普通话进行文学创作。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时，用原语言思考，用普通话写作，就产生了将原语言转化为普通普通话的问题。他说：“如果一个人纯粹用方言写长篇，那么他一定要避免一些无法用方言表达的东西。”
当代作家的原始语言多种多样。不同的原始语言意味着不同的语言资源，不同的方言与普通话有不同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作的难度、作品思想的深度和广度以及作品的文学性。
以上海为例，王彬彬说，在被称为“上海作家”的群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使用上海话作为他们的母语。如果把一个人算作“上海作家”，他的原语言是北方汉语，而不是上海话，那么他虽然生活在上海，但他的创作过程是一个把北方汉语转换成普通话的过程，和把上海话转换成普通话不太一样。“从原始语言的角度研究作家的创作，也迫使我们调整文学意义上的地域意识。”
南京大学王彬彬教授
复旦大学教授高元豹认为，现代作家的基本语言策略是将方言转换成普通话。因为不同地区的人转型的前提条件不同，原语言与普通话的距离越远，对一个作家的考验就越大，为作家的语言创造的空间就越大。
比如现代文学史上，绝大多数南方作家没有老舍、赵树理等北方作家的便利。他们的方言离共同语言太远，必须压制方言，争取有包含方言精神、超越方言的共同书面语。在人物语言上，鲁迅主张“给他们很多话”，让文盲阿q引用经典；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把女工陈的“素白”译成“国语”；《围城》几乎涵盖了中国南方所有的方言区，但除了少数例外，钱钟书还是将小说涉及的所有方言都转换成了一般的书面语。
高元豹说：“为什么中国现代南方作家的整体成就高于北方作家？除了近代南方的经济文化比北方发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南方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书面语言的贡献比北方作家更大。与北方作家不同，他们可以利用方言的便利探索狭隘的“方言文学”，他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方言，试图找到共同语言的表达。我们今天所熟悉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是由此造成的。”
就像一首流行歌曲唱的“零后不会说方言”。随着时代的变迁，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也在发生新的变化。浙江省作协创作研究室主任郑翔认为，语言的很多方面是相通的。方言有方言的优势，还有很多东西——，比如一些学术概念——，更适合用普通话表达。他认为，年轻一代已经比较习惯用普通话交流，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一直在用普通话阅读和思考，这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复旦大学高元豹教授
打开文学，从地方走向更大的区域
复旦大学教授高元豹认为，不仅是当代中国，实际上任何一个从古至今的作家，都必须为自己的创作找到一个“地方”和一个基地。当代文学强烈的“地方性”表现在“融合性”最突出的“三红一创、绿山护林”或“世界性”、“虚构性”、“游戏性”突出的“先锋文学”上。
“新时期以来，为什么我们喜欢用陕军、湘军、上海作家、江苏作家等地域概念来命名作家社群，甚至把江苏细分为苏北、苏中、苏南？这很简单，因为作家和地方是分不开的。很难想象作家没有乡土文学，没有鲜明的乡土色彩。这样的文学，这样的作家，会很苍白的。”
但他也指出，如果长期依赖地方性，文学就会变得固化和封闭。“比如陕西文学的‘抓地’很强，但这种地域性也容易停滞。所谓“大树下寸草不生”，从到、陈、贾平凹，陕西似乎刚刚写完了所有的陕北、关中、陕南。但正是他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试图让他的一些角色走得更远。贾平凹的新作《暂坐》也走出了《废都》的圈子，甚至出国了。”
每次来南京，高元宝都会想起芦岭，想起《财主底儿女们》。《财主底儿女们》中的“江家”一部分在苏州，而其他家庭成员为了享受现代生活而去了南京和上海，所以这部小说前半部分这个家庭游历了苏州、南京和上海。“八一三”战役后，他们一家从上海、南京、苏州沿长江向西逃亡，几乎清剿了长江和长江三角洲。“就这样，整部小说突破了一个简单的地方，从一个‘地方’走向了更大的区域。出苏州，立卢灵。如果只写苏州的《蒋家》，这部小说顶多是巴金《家》的翻版。”
上海交通大学何教授认为，从文学角度看，长三角与江南大致重合，他更注重诗歌的地域性，如江南诗歌群及其语言的独特性。同时，他期望江南文学能够与西方文学、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等不同的地域文学——进行互动和对话，以更好地发现文学的共同性和地域性，打破地域性带来的可能封闭。
与其他专家相比，安徽大学教授王大民更关注长三角内部的差异。他认为，“长三角的一体化是由经济定位的，并在差异中表现出一体化和统一。”在他看来，就文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而言，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作家的才华和热情，但区域的周边条件，尤其是经济条件，也会对区域文学的整体发展起到很大的作用。“我一再相信，在20世纪20年代和21世纪20年代，这种文学创作背后一定有强大的经济，”王达民说。
江苏省文学评论家协会主席王政认为，我们在强调区域发展时应该有一个总的背景。我们对总体概念的理解应该是开放的。“在中国，除了意识形态的总体性，还有文化和政治的总体性，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这种总体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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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性重要，但“特产式写作”值得警惕
至于地域写作，复旦大学教授李晶指出，“专业写作”也是值得警惕的，就像“豫园、城隍庙附近大大小小的店铺里卖的一个上海特产”，一样，内容枯燥，缺乏想象力。
“专业写作只会出现在城市的固定空间，而且是专门卖给外地人的。它满足一个非常单一的消费逻辑。”李晶评论说，文学可以是地域性的，但它应该超越地域的划分，飞向人类共同而广阔的精神空间。
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不乏兼具地域美和人文美的作品。比如以湘西生活为主题的沈从文，就是乡村世界的主要执行者和自省者。他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要建造一座精致坚固的希腊神庙，它“供奉人性”，书写生命的原始自然之美；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的序言中还称赞了一位黔北的乡土作家，感叹道：“贵州虽远，但每个人的境遇都一样。”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谈到了近年来备受争议的东北青年作家群体。双薛涛、班玉、郑智等人用大量的地方语言写下了父母下岗的故事。“用东北方言写东北下岗工人，表面上看好像是地域文字。但问题是，下岗不是区域性的，而是和整体结构调整有关。
从这个意义上说，黄平认为，仅仅把东北青年作家的创作理解为地域写作，从个人经验出发去探讨，并没有在一定程度上解放文学，反而压抑了文学的能量。其实，以东北下岗工人为代表的无力感和失败感，并不是本地的经验，而是已经溢出了东北，被广泛分享。“有记者问班瑜，为什么你过去总是写东北。我记得班玉说过，我写的不是过去，我写的是未来。”
南京大学教授张广芒认为，文学界对当代文学总体性和差异性的理解存在三大缺陷。首先，很容易陷入数字思维。比如几个作家构成某个文学体裁，或者作家最多的地方；其次，格式化，各地的作家必须把自己融入一个大的总体性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和价值；第三，在思维方式上，文坛受到了权力模式和传统秩序的过多干预。
“关于海外华人写作，最常见的问题是‘关于北美文学的流浪意识’。我很惊讶美国人生活的很好，一点都不漂泊，但是我们觉得我们有一种漂泊感，因为我们在传统文化格局中以中国为中心。”
张认为，要真正回归文学本身，就必须打破地域与整体之间的定量思维，回归地域的丰富性，看到本土路径的重要性。而且，文坛一定要能看到个性，比地域性更重要。“所谓文学的总体性，其实很难与作家本人有直接的联系。但是每个人都和这个地区有联系。他的家庭环境，成长环境，真正的地域性，都是通过人格表现出来的。”
杭州师范大学王侃教授
未来的作家，会面临“杜甫式命运”吗？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王侃来自浙江。“众所周知，浙江作家占据中国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我们有鲁迅、郁达夫、茅盾、徐志摩、穆旦、艾青、夏衍等等。每个名字都是过去和现在的反映。但今天，年轻读者最熟悉的浙江作家可能是南派三叔吴
王侃说，浙江是网络文学和网络经济大省。网络文学在他的认知中是网络经济的衍生物。“互联网经济背后有两个支撑对象，一个是技术，一个是资本。和互联网经济一样，我们所说的文化产业是技术和资本的结晶。我觉得工业化文化或者说我们说的文学和文学是两个概念。前者是行业，后者是事业。这是两个充满悖论和差异的大概念。”
在他看来，文学在当前文化产业的语境下高度局促，可能只会面临被删节、被还原的命运：今天的人们不再需要背诵唐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因为年轻人更多地依靠流行音乐来达到这样的满足；叙事部分可以通过电影、电视甚至小视频来代替我们对小说的高度依赖。
但他不认为文学会消亡。“在文化产业时代，我们今天所说的大众阅读和文学创作之间的直接关系会越来越少。但文化产业还是需要文学提供高端的语言、形式、审美形式。优秀的作家和高端文学将继续存在，提供可复制的样本和“原浆”，可以在文化产业链的高端进行稀释和混合。”
王侃还提到，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发展和不断进步，不能被大众直接阅读的作家和只在“高端”从事样本创作的作家，越来越有可能陷入“杜甫的命运”。“我们都知道杜甫生前并没有得到文学的荣耀，只是在他死后100多年的韩愈、元稹等人的倡导下，才享受到了悲痛和荣耀。所谓“杜甫的命运”，也就是说，这些作家很可能得不到世界的回归，他们写作所积累的象征性资本很可能无法及时转化为经济资本。今天，杜甫的诗已经被出版社出版盈利，但杜甫根本碰不到这些利益。这是一个比喻，用来说明作家在文化产业化未来的处境和命运。未来的作家，中国的作家，全世界的作家，都可能面临杜甫的命运。”
对于今天的文学创作，安徽文学院原院长潘小平对“俗世回归”的担忧：“求俗世回归是当今作家最基本的要求。市场和权力是一致的，制度和资本也是一致的。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希望被体制吸收，被体制认可，回归体制语境下的写作。这对中国的创作是非常有害的，十几二十年后也是如此。即使过了五十年也会凸显出来。”她说，在过去，作家的自由思考和独立精神是被谈论的，但今天许多作家的写作并不涉及文学的本质，这是一个紧迫而严重的现实问题。
安徽文学学院原院长潘小平
“中国当代文学长江论坛”的前身是“中国当代文学南京论坛”，2006年至2018年已举办四届。本次论坛与“杨紫茳作家周”、“杨紫茳诗社”、“杨紫茳网络文学周”一起，构成了江苏省委重点打造的“杨紫茳”系列文学品牌活动。12月14日，“中国当代文学长江论坛”第五届分论坛“长三角儿童文学论坛”也在南京溧水区举行。
2018年，为响应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促进长三角地区文学资源共享协作，打造区域文学高地，江浙皖沪作家协会联合成立“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江苏省作协作为2020年联盟轮值主席，在联盟年围绕文学交流、人才培养、深度收藏、精品创作等方面安排了一系列文学活动。
“我们举办这个论坛，是希望通过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碰撞出激情的思想火花，激发出新鲜的文学思想，给中国当代文学和江苏文学带来新的思考和启示。”江苏省作协党委书记王兴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