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的真正魅力|总是讨厌时间的流逝 但更喜欢春天来得早
常恨年华速，偏希春早来
文本|像以前一样付款
“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几乎没有中国人不知道屈原，但他那光辉千古的作品《离骚》，当代读者并不多。即使毕业于某大学中文系，也未必读过——经典的全文，这些经典并不总是与世界同在，被读者重读。还有一种是不鼓励普通人，只能活在学者的研究中。所以以研究《楚辞》而闻名的学者不为普通人所知是合理的。
唐《听罢溪声数落梅》
其实我主要是在给自己找借口。读唐散文集《听罢溪声数落梅》之前，我并不认识这位学者，也不知道他是章太炎的高徒，鲁迅的弟弟。他被张老师誉为“承继绝学唯一有望之人”，他还在章太炎老师的葬礼上代表他的同门弟子发言。这些师兄弟包括黄侃、钱、王栋、徐守尚、沈建世、吴、顾颉刚、等。在唐眼中，章太炎是一个“有革命成就的学者”，这与鲁迅“有学问的革命家”侧重于此的说法不同。
1936年，张门弟子在苏州公园被拍到，唐是左起第四个
鲁迅的职业生涯是从章太炎开始的，主要是在东渡日本期间。他的两篇回忆文章《关于太炎老师二三事》 《因太炎老师而想起的二三事》是在章太炎1936年去世后不久写的。唐受聘于退休到苏州的章太炎，创办了“张国学研究会”。两篇回忆文章中，《章太炎老师之日常生活》写于1936年章太炎去世后两天，《忆太炎老师》写于54年后的1990年。
如果说鲁迅是章太炎社会理想和革命精神的继承者，那么唐邴正先生就是他的“经学和小学”的继承者之一。两个人的记忆，各有侧重，似乎有意互补，呈现出教师作为革命者和学术传播者的两种形象；除了著名革命者和学者的公众形象之外，它还呈现了教师的日常形象。唐的作品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师承风格和不拘一格的学者风格。
鲁迅记忆中，太炎老师批驳康有为，为邹容《革命军》作序，令人“感动”；穿越日本后主持《民报》，与保皇党斗争，“战无不胜，引人入胜”；对袁世凯“革命志气，坚持到底”的大批判，隐瞒居心叵测，被追捕七次，入狱三次。鲁迅认为章太炎是“天下无第二人”，“圣贤之灵，后世之楷模”。虽然历史充满波折，老师的志向是“迷失在田野里，只有空洞的文字”，他的理想变成了“荒诞的幻想”，但这就是“白圭的抑郁症”，并不影响他的事业和形象。至于他退居书房，“用自己亲手筑起的墙和别人的帮助切断了与时代的联系”，甚至在《章氏丛书》中淘汰了“关于战斗的文章”，实在令人遗憾。鲁迅认为张老师的战斗精神比他的《经学与小学》更值得传世。
在唐先生的记忆中，章太炎虽然是一个革命家，退了学，降级为国学，投身教书育人，但他并没有改变报国立业的思想和做人的志向。时代在变，让人感到压抑。“129”运动期间，他积极表态，支持学生爱国；去北京上访的学生路过苏州，他发言支持，给予物质上的安慰。日常生活中，章太炎挂邹容画像焚香，将大与错的差异融入日常生活，带着一点书生精神的可爱：康有为尊北碑，老师崇尚法帖；康有为喜欢用羊皮纸，他的老师用狼皮纸。他在学习上勤奋执着，帮助他之后学会了散漫民主；他远离政客，亲青年，对过去和未来寄予厚望。特别是他对“经学和小学”的重视，对学术方法和理性方法的重视，也是他追求士大夫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书中写在南平山章太炎墓前，“章太炎墓”五个字正是他自己的手书，以示他在抗击袁逆流到底中的大手笔。这种高尚的慷慨，可能会被后世视为他的“最终结论”。
唐的回忆，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除了敬师重徒之礼外，并不回避客观评价和历史争议。同时，因为日常遭遇多，他的文章里有张唐国立夫人和几个后人，也有一代宗师去世后的许多事件。
就历史人物的理解和研究而言，日常形象是最难得的，也是最有气质导向的，也是最容易让未来读者感同身受的。从“人性”出发，可以理解山外历史人物的亲和力。当然，以鲁迅的过人才华，对文字的精通，对知识的超越，自然胜于汤。然而，就完善张的经历和人格、理解张的立场而言，二弟子的文章各有千秋。
鲁迅老师
九月十八日以后，唐在北京会见了鲁迅。在一篇《从鲁迅老师的“像”说起》的文章中，他写到了鲁迅“形象”的各种艺术变形，他的直接印象是鲁迅“温柔、深沉、冷静，但眼神亲切，却透露出敏锐的光芒，仿佛一切都要射进三寸不烂之舌”。他说话的时候，虽然涉及到极其可恨的事情，但不会让你觉得有变色的倾向；他的愤怒是“内在的”，而不是“暴露的”。"
多年以后，在他写给孙子唐的信中，教他学会写散文，并且仍然强调他应该读鲁迅：“首先，从他对问题的深刻性的观察中学习，其次是表现形式的多样性，再次是语言运用的精细化和鲜明的色彩。总之，学会写散文，第一步是观察事物，有独特(深刻)的观点，然后考虑用什么形式和语言来表达。”
由此可见，无论唐邴正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怎样的成就，受到多少老师的赞扬，他对鲁迅的敬仰之情，仅从文章的写作上来说，是显而易见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张老师的弟子，所谓“立德、立功、立言”是一个，太炎老师的学术思想和家国情怀的传承也是一个，看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体会唐散文所透露出的家国怀抱，才能理解。只是因为个人气质不同，所以稍微强调一下。
沧桑忆旧
散文的一大功能就是经验者在记忆中补充历史叙事的空虚，也在人生的路上审视自己的喜、歌、哭，给后人以感同身受和共鸣。好的散文是为了艺术，为了生活；为了历史，为了未来；为了自己，也为了一生。所以散文中回忆的题材是最多的，但其实回忆文章不容易写，既讲道理又公私分明也不容易写。唐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抗战时期在山东、新中国成立后在四川成都、在贵州、四川等地的大学，以其新闻学的学术背景、在章门的教学、在音韵学、文字学、楚辞学等方面的多方面造诣，撰写了25篇散文和许多《听罢溪声数落梅》的序跋和公设。这样的人生自然是历史的又一旁证。
所以散文的伟大不在于题材，而在于天气。所谓读书虽小，格局不小；文人柔弱，家国情怀却刚强有力。在八九十年代，“学者散文”之所以出现并走红，其实并不是以一个被市场炒作的著名作家为代表。现在看来，打破历史规律空洞表达民族主义，其实是与严谨、廉洁、内敛的学者精神背道而驰的。“学者散文”的真正代表应该是那些经验丰富、知识渊博的学者和作家，他们在知识和才华的基础上，“融合了兴趣、智慧和学识的文章”(余光中《剪掉散文的辫子》)。孙俪、江洋、季羡林和张中行是最好的几个。他们的散文是文人经历历史沧桑后从书本中走出来的人生，对人格的进一步思考和完善是为合理的文章增添知识、文化厚度、思想深度和人生境界的附加值。唐的散文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无论是《失落的童心》 《海滨拾趣》的童年情趣，还是《关于“书”的故事》 《无名书屋话沧桑》的学习沧桑；无论是在北京读书，采访赛金花，写下《彩云曲》，还是章太炎去世后，都难以与你继续“张国学研究会”；无论是写抗日战争爆发，《“孤岛”三五事》，卡在家乡岛上，还是写太平洋战争爆发，《海岳烟尘记》，四处奔波找工作；无论是写文革时期病重的《“劳改犯”的自白》 《万里桥畔养疴记》，还是立志学习，立志发问的《治学曝言》，唐先生都在追求一种以文养神，以问拥抱世界的境界。他练就了从容不迫、温暖祥和、洒脱质朴的表达风格，以及“辩而不花哨，不俗”的文笔。
其实学者散文的魅力不外如此。在平凡与不平凡的经历中，他们用肚子里的诗和书写出不同的智慧，在学术训练下的思想魅力，在传承与转化之间的“文学精神”，在“交枝接叶”中的闲适与优雅，在潜心钻研中的儒雅与壮阔。所有的世故和洞见，在美与善的控制下，都变成了“真实”。其中《自述治学之甘苦》 《失落的童心》 《海滨拾趣》是上品。
此外，唐先生散文诗中穿插的旧体诗的写作尤为引人注目。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扎实的旧学知识，还可以看到他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体修养。小时候在私塾的时候，他写道：“牧童有个稳定的背，海是船。”他在贵州大学教书的时候写道：“蝉纱窗悄然开启，灵山一角的画来了。我忘记了我的心，听着溪流的声音。”在感叹时间流逝时，他写道：“老年人总是讨厌时间的速度，他们更喜欢春天早点来。是感情的两难，向梅送温暖给尤宅。”在与朋友通信、寻找屈原故乡、写屈原传记的过程中，常常用古诗来表达自己的经历和忧虑。至于在知识界出道的《追记“花溪小憩”》，是一首126句七言古诗，发表在当时颇有影响的《彩云曲》上。
作为一种被五四文化激进主义扫入垃圾堆的文体，旧体诗在20世纪80年代被文学史家重新讨论。因此，文体创新的话题也带来了丧失传统、丧失文学表达深度、丧失汉语含蓄美的遗憾。试想，如果鲁迅的创作地图缺少61首旧体诗，聂绀弩和启功的创作过程缺少旧体诗对特定时代的记录和描述，唐邴正的散文缺少旧体诗的抒情表达，那么读者在阅读中应该失去多少兴趣，应该错过多少历史和人生的信息！现在看来，这种损失更是不可挽回。——语文之美日益流失，各种文体的语言问题越来越明显，可能与这种传统的流失有关。
以文代史
唐邴正把他的散文比作红茶或苦丁茶，苦丁茶因其丰富而苦涩。世事变迁，人生不顺，就像红茶的发酵过程，苦中回甜，大概是他88年人生的最后感悟。他生前没有自传，晚年陆续写下的这些随笔，涵盖了他从读书到治学的人生轨迹，也涵盖了一个普通个体在战争和时代变迁中的人生历程。当然，他们也在询问学业的过程中，主动或被动地展示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兼容并蓄”的心路历程。也许，选择《大公报》和屈原作为终身学术志向，恰恰表达了唐先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的“《楚辞》 《屈里寻踪》”，熟悉历史轶事和学术动态，不掉书袋。相反，他用平实的文字写下自己的个人研究经历，澄清学术误区。这种“自以为是”而不“自以为是”的学术态度，是由于章太炎的学术民主思想，使他感触颇深，也来源于他对研究对象的敬畏、尊重和准确把握。
唐老师
读这本散文集就像了解唐的一生：闲适与震撼交织，生活与学习磨炼，兴趣与日常生活和谐。就像是对他，尤其是他的学术史有了一个完整的了解。他出生于山东荣成岛，接受过一些私塾教育。北大远亲、元代大历史学家柯绍文的学生蒋是这一学术生涯的开创者。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前往北京民国大学新闻系，感受北京作为新旧思潮中心对青年人的影响和知识分子的抗日潮流。
期间，受刘半农《屈原》和夏衍戏剧《赛金花本事》的影响，他亲自采访了赛金花，并写了一篇吕奇《赛金花》的长文。大学毕业后，他进一步问章太炎。抗战期间，我情绪低落，滞留在家乡，后来去了当时西南五大文化中心之一的贵阳，号称“小南京”。当时桂阳文教界得到了谢、王、姚殿中、张汝州、简等同行的支持，也受到了马思聪表演等文化氛围的影响。这时，他开始对《彩云曲》产生浓厚的兴趣。新中国成立后，他去四川教书。文革期间，他下定决心要研究屈原和《楚辞》，写下了《楚辞》。由此，他经历了“两次抄家，三次‘劳动改造’”，在四川成都万里桥旁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因为那一代的知识分子往往以“圣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就是要诗书丰富，礼乐遵守，事事细致。他们在性格上往往长于隐忍，在表达上追求含蓄。所以他的散文在表达快乐的时候总是光明畅快，在表达苦闷的时候总是暗流涌动。他把自己的学术态度描述为“在谬误面前勇敢地逆风航行”。但在“文革”期间学术生活被切断的时候，他只能用阿q自嘲，偶尔的遗憾和天真的感觉，就像茶的苦涩，总是与自我反省和对幸福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反映出传统教育留下的气度和胸怀，依然轰轰烈烈，前途无量，躁动愤懑却不愤懑于苦难。他说：“人生，苦难人生最难忘，幸福人生也难忘，在苦难中寻找幸福人生更难忘。”
他不涉及政治，专心学习，所以一切苦与乐都由学术解决；同时，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和屈原研究会会长，他的知识深深融入社会和生活，所以他的散文与生活本身和人有关。
在散文集里，唐先生没有单独的一篇文章来写他的情感和家庭，但读者可以从不同章节中分散的细节中找到他的情感生活和朋友一起歌唱的线索，也可以理解除了学术作为人生价值的支撑之外，家庭生活的美好也是他度过抑郁岁月的巨大支撑。
《〈屈原列传〉新探》年，他写到了刚刚离婚一年的潘军之云，并和他一起去了一趟山雨。他们共用一把伞，一起唱诗。后来在《追记花溪小憩》，读者意识到潘知云已经是他的妻子，两人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时光。《万里桥畔养疴记》 《〈渊研楼酬唱集〉序》，从收集民谣的角度，他告诉在民谣世界长大，日常生活中经常唱民谣的湘西妹子潘知云，晚年开始收集整理民谣。他们把这当成“闺房之乐”，然后唱了很多诗。因此，唐先生对《〈湘西民歌集〉序》国风中的内容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不是一般人所理解的政治内容的细微含义，而是朱所说的“男女皆乐”二字。同时表达了自己和妻子的诗学主张，反对堆砌典故，推崇钟嵘“求直”之美。在这样的细节里，我们找到了一个美女。虽然这些都不是专门为她写的，但她的美丽、乐观和才华已经在纸上了。可惜新中国成立之初编的《诗经》投稿后在文革中失传，只留下《湘西民歌集》杂志发表的序言，让人体会到湘西的美好。
唐老师说：“在我的人生中，顺境中自然可以做快乐的事，但逆境中要做到豁达乐观面对挫折还是很难的。”尽管如此，毕竟我喜欢我的学习和事业，尤其是在我的晚年。所以他说：“期待美丽春天的早日到来，我还是老了。”
也许，无论是读书人还是人，都需要“听溪声，批梅花”的自洽，需要“老恨岁月的速度，宁愿春来早”的哲学态度。正是因为如此，唐先生的这些杂文才被以各种形式转载。在他1998年去世后的20多年里，许多年轻的读者仍然会通过这些散文了解他和他的一代，从而了解历史的另一面和其他细节，更重要的是，了解一种生活态度和境界。对于读者来说，以文养命才是读书的真正目的。